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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问题与启蒙思考

作者:admin 来源: 日期:2016-11-07 14:50: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从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环境、主体存在及当代实践三方面出发,“人多地少”、“人多嘴杂”、“不讲规矩”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瓶颈性问题。

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呼唤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1中国式城市化的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

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一方面,这与中国深厚的农业传统、巨大的人口负担、城市化起点低而发展快、城市发展的层次多和区域差别大等独特国情和现实矛盾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与主要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进程不同,我国城市化一直处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镇化、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化以及以服务经济为中心的都市化的复杂网络体系中,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要、矛盾和问题既彼此缠绕又相互冲突,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呈现出很多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的根源。

纵观世界各地的现代城市化进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与经验,其中欧美城市化与拉美城市化是受关注较多且大相径庭的两种模式:

欧美城市化发端于工业革命,经历了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城市化率较高(2007年欧洲的城市化率达到79%,美国达到87%)、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市场主导城市化进程等特点。

与之相比,拉美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快速而缺乏节制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人口膨胀、城市首位度过高、贫富差距悬殊、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激增、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蔓延,使这一城市化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作为城市化起步很晚的国家,中国与这两种模式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在理论上深受欧美等国影响,并在城市政策与规划、建设与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表现出普遍的“亲欧美”倾向。

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中又与拉美城市化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并在居住、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方面遭遇了一系列的城市病。

但在宏观进程和深层结构上,自新中国建立伊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不仅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相反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核心机制;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借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化获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的雄厚物质基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近年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使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已远远高于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

凡此表明,我国在城市化道路上不仅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很多问题和困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和经验模式。基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也注定将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我们称为“中国式城市化”。

因此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失误,明确提出中国式城市化的概念和模式,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城市化特殊的问题、处境和需要,同时也可为当今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中国思想和智慧。

2“中国式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与深层挑战

中国式城市化的提出,不只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认同和建构过程。总结既可以提供一个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重要参照,也有助于发现和探索我国城市化的深层问题与挑战。

1、“地广人多”的总体背景与中国式城市化的“巨型”特征。

城市发展既需要有充足的空间,同时也需要有大量和高度集聚的人口。城市的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人口集聚。但反过来,城市在本质上又是有限的“容器”,一旦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就会导致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并从根本上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城市化相比,基于“地广人多”的“巨型特征”,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

其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很难借鉴和使用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或者说,即使在其他国家和区域很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一旦纳入中国巨大的空间和人口框架之后,结果往往是变色、变质和走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学习和引进了很多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大的方面如新城规划、城市交通建设,小的方面如主题公园、汽车限购,其中绝大多数不是以夭折和失败而告终,也基本上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二是由于在层次和关系上过于复杂,巨国型城市化在深层机制上具有明显的“测不准”属性,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预测和判断都是无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以城市化水平为例,2002年,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会从2000年的36.9%发展到2020年的50%。

但实际上,我国城镇人口在2011年末就达到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为51.27%,这几乎比当时的预测提前了近十年。还有对城市房地产、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唱衰”或“雄起”的预测和判断,其大多数也都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其中尽管也有“专家的知识与职业素质”问题,但从深层上看,显然与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内涵及“巨国效应”关系更加密切。

2、中国式城市化面临三大深层挑战。

一是“人多地少”。

这是从中国式城市化的空间环境角度讲。与“地广人稀”的大国发展相比,空间和资源不足是巨国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0年出台的两大重要文件:

一是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

二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表明我国对城市用地的管控措施和制度越来越严。

可见,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空间资源将会越来越紧缺。

二是“人多嘴杂”。

这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主体问题,即在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三种主体,无论在精神意识上还是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都很大,在一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或采取一致的立场。

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城市舆情研究与发布上。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以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为代表的城市舆情研究迅速升温。

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扎实的实际调研、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不少存在着以偏概全、过于随意、学风不严谨、甚至是有意炒作等问题,不仅不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存在状况与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城市化主导因素和深层机制的理性研判,还对城市管理、决策及都市日常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和引导,很多城市的“拍脑袋”决策可以说都根源于此。

三是“不讲规矩”。

这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行为和实践问题,既包括各种外在的法律、规章、制度和习俗,也包括内心的道德律、良知良能和文化心理结构,已成为比“人多地少”和“人多嘴杂”更重要和更复杂的综合性疑难性城市病。

尽管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种种“不讲规矩”的问题中,其中最可怕的是想方设法“打擦边球”和“钻空子”。

这不仅只是对规则的漠视和抵制,在本质上也是对规矩本身的解构,并由此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生态,最终使各种城市文明建设的努力付诸流水。

比如新城新区开发建设问题。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出台规范土地开发的政策措施,但未批先建、少批多建、越权审批、借壳建设、以租代征等问题却一再重演,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再比如城市规划问题,在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一经确立就很难更改,但在我国却频繁出现“换一个领导换一张规划图”的怪象,特别是在过分求新求奇的畸形心态诱导下,很多新规完全不顾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使“被规划折腾”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

当然,以上三方面只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城市化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固有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之时,一些新的、甚至是相反方面的问题也已来临。比如在担忧“人多”的时候,关于中国人口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已兵临城下。

此外,在空间不足和人力资本红利减少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和人才是否得到了优化和高效使用?

所以说,这种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不仅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在呼唤着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3以“城市科学”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城市启蒙”

尽管说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

但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

在当下中国,普遍需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当代中华民族的感觉、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

一言以蔽之,“城市启蒙”已成为我们民族在当下最需要的理论探索和文化自觉。

城市化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焦点与现实对象。但与泥沙俱下、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

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很多观念、方法、理论与价值态度都是反对和敌视“城市”的。

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中国当下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忽略了在当今城市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与社会问题。

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客观的价值立场,是人们面对城市问题时容易简单化、非理性甚至极端化的主要原因。

就此而言,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学术转型,大力开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已势在必行。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开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的现状调研与问题分析。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对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为清理各种片面和错误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2、以“城市科学”和“都市文化学”为重点推动城市学科集群的建设。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城市科学以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提供基础理论。

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文化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都市文化学以城市文化发展规律和都市人精神生活需要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提供价值理念。

3、以城市化为战略核心探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转型。在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人文社会学科在“城市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成果。目前需要的是密切结合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强化以城市化为战略核心的顶层设计,全面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升级和结构转型,以便为中国城市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